陕北说书

　　陕北说书流行于陕西省北部延安、榆林等地。最初是由穷苦盲人运用陕北的民歌小调演唱一些传说、故事。

　　后来吸收眉户、秦腔以及道情、信天游的曲调，逐步形成陕北说书。 陕北说书的起源，与宋元话本及民间的莲花落有关。宋元话本历史悠久，故事性、趣味性很强，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但"说话的"只是干说，不用任何乐器伴奏;在陕北农村，是叫做说古朝或说《西游》的。说古朝的人也不以讲故事谋生，只是在业余时间的一种自我娱乐。

　　陕北说书借用了宋元话本以及其它演义小说的故事，又采用了莲花落唱的形式，再添了一件乐器(三弦或琵琶)，从而便发展成了一种陕北地区特有的汉族民间艺术。

　　清道光辛丑秋镌《榆林府志·艺文志》第四十一卷中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榆林堡同知谭吉璁的同僚陈文道在谭府听书后赞道：

　　“刘第说传奇，颇靡靡町听。闻江南有柳敬亭者，以此技遨游王公间。刘第即不能及其万一，而韶音飞畅，殊有风情。无佛称尊，不及江南之敬亭乎?”

　　据此可知，陕北说书至迟在清康熙年问已经有了成熟的艺人。

　　民国年间，随着艺人的不断增加，说书活动日渐频繁，一种以家书、村社书和庙会书为主的说平安书(亦称“愿书”)习俗逐渐形成。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后，随着陕北革命斗争的不断扩大与发展，陕北说书艺人高维旺、常树仁等积极投身革命，用自编新书《跟上老刘闹革命》、《土豪劣绅要打倒》等宣传革命思想。

　　米脂县艺人高维旺还于民国二十三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随之成立说书班，演唱《红军好》等新曲目。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对陕北说书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民国三十四年4月，陕甘宁边区文协成立了说书组，之后，陕北说书改进会成立，林山担任主任，参加者除高敏夫、王宗元外，还吸纳了艺人韩起祥、贺辉茂、鲁加祥等。

　　随后，陕北说书改进会在延安、绥德、米脂、清涧、延川、延长等地陆续办了八期培训班。

　　很长时间以来，陕北说书是盲人的专利权。老盲人教小盲人，师傅收徒，全由口授。师傅耐心地传授，徒弟认真地记忆，一代又一代，就是这样延续的。

　　在旧社会，明眼人是不学说书的。一是因为不道德，不能夺了可怜的盲人的生意;二是耻于操这种行业，认为是下贱的，不高尚的营生。

　　没有有知识的明眼人的指导，全由既是目盲又是文盲的盲艺人在极其狭小的圈子里创新发展，遂使得这种民间艺术虽然是群众极喜欢的一种民间艺术，可终归得不到大力发展。

　　陕北说书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艺人采用陕北方音，手持三弦或琵琶自弹自唱、说唱相间地叙述故事。根据伴奏乐器的不同，或称之为"三弦书"，或称之为"琵琶书"。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说书在著名艺人韩起祥等的改造下，发展成一人同时操用大三弦(或琵琶)、梆子、耍板、名叫"麻喳喳"的击节木片和小锣(或钹)五种乐器进行伴奏的曲艺说书形式。

　　陕北说书的曲调激扬粗犷，优美动听，富于变化，素有“九腔十八调”之称。

　　九腔是“胡胡腔”“哈哈腔”“梆子腔”“影腔”“咳咳腔”“十三腔”“迷子腔”“二窝子腔”“佛腔”。

　　十八调是“下盘棋”“妈妈糊涂”“茉莉花”“小放牛”“铺地锦”“叫面更”“寡妇上坟”“鸳鸯扣”“跑东关”“打牙牌”“纱金扇”“放风筝”“游寺”“思凡”“茨山”“姑娘”“光棍哭妻”“小上坟”。

　　此外，还有慢句、快句平调、哭腔、女腔、怒腔、忧腔、对句、武句等区别，以表现不同角色、感情和故事情节。

　　陕北说书书词的曲调很多。除了艺人们特有的开场白或特定的唱词外，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可以由艺人任意发挥。

　　好的民间艺人，在唱词中大量引用陕北民歌、陕北道情、陕北秧歌剧、陕北碗碗腔，甚至秦腔、眉户、蒲剧、晋剧、京剧的曲调，说得上是集各种唱腔于一炉，加以冶炼，然后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唱词。

　　陕北说书源远流长，在陕北这块厚重的黄土地上，它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弹拨到了现在。

　　盲人书匠们走遍了陕北的大川小道以它特有的韵调慰藉过这块贫困而又闭塞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

　　2006年5月20日，陕北说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