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香圃，原名韩绍周，艺名韩来儒，生于乐亭县于家坨乡庄坨村，乐亭大鼓艺人。 韩香圃出生官宦世家，祖上为满族正黄旗，全家成员俱享受世袭俸银和旗地租银的皇家恩惠。 民国以后，取消俸银、旗地租银制，旗人贵族子弟只能自谋生计，因父亲韩延贵因多年经商获利，成为富有大户。 韩香圃15岁时，遵父命去东北龙湾（农安县）习商。由于自幼酷爱乐亭大鼓，并经常学唱，想成为一名乐亭大鼓艺人，故不安心习商，遂借故弃商回归故里。 因家教甚严，不敢向父亲禀明从艺心愿，背地到处去听书，自学自唱。乡人议论说：“看来、韩家大少是要当说书艺人，那个败家子．家里有钱，瞎折腾呗……”韩香圃并未被这些冷嘲热讽所动摇，大胆向父亲当面提出，要拜师学艺当说书艺人，当即遭到父亲痛斥和反对。 此后几经求人央告其父，仍未得允。韩香圃不顾父亲反对，顶着压力依旧去学。其父面对此情，无可奈何、只好听其自便，但要他自负生活费用。韩香圃为实现做大鼓艺人的夙愿，便携妻带子寄居在外。几经周折，他拜驰名昌、滦、乐一带的说书艺人齐真为师，被授艺名韩来儒。 那一年27韩香圃岁，随之而来的生活重担、学艺花费，加大了韩香圃的压力。但韩香圃毫不动摇，仍早起晚睡，练鼓板、背书词、学唱腔。 这种刻苦学艺精神，深深感动了师傅齐真老先生，遂将自己的诸般绝技全部传授与他，为其以后技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韩香圃出科以后，先由师傅齐真带班，后独自顶班。不久便成为颇有名气的大鼓艺人。 但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既有水平，决心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使艺术造诣更上一层楼。于是从乐亭大鼓界名流“陈活埋”、王恩鸿等人学习拿手绝技，如四大口、八大句、紧流水等独特板睃及花鼓板等。 后又到东北、北京拜访著名大鼓演唱家，以补益提高自己。香圃花费几年时间，系统地整理出乐亭大鼓的“九腔十八调”，成为乐亭大鼓的正宗继承人，对乐亭大鼓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极大作用。 “七·七”事变后，昌、乐、滦县相继沦陷。韩香圃不甘受日伪军警特务的敲诈勒索和凌辱，忍痛弃艺归田。为全家糊口计，从事小本生意。 此后，与人交往和接触较多，听到了一些有关八路军的传说故事，从中了解抗日救国道理，后来做出冒险智救八路军的爱国行动，深受人民称赞，广为流传。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乐亭大鼓大力扶持，并号召民间艺人组织起来。韩香圃虽年近花甲，却积极响应号召，骑自行车驮着行李下乡巡回演出，足迹踏遍昌、滦、乐，并为当地驻军和工地民工义演。 为配合政府中心工作，他自编自演《曹志中卖余粮》书段，在于家坨乡巡回演出，进行宣传，使于家坨乡出色地完成了卖余粮任务，受到县政府表扬。 党和政府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演新戏、说新书的号召后，香圃虽已年近古稀，体弱多病，仍积极响应，大胆创新。除将传统书目加以整理外，又改编了《烈火金刚》、《夺印》等现代节目，进行演出。 在此期间，在县文化馆支持下，经全体文艺队员的努力，香圃等在乐亭城关张仙庙旧址开办了乐亭县曲艺馆。香圃被选为县曲艺队队长，又被河北省曲协委员会吸收为委员。 为使乐亭大鼓事业后继有人，韩香圃先后收教张学圃、傅文助为门徒，还将自己的儿子、儿媳、女儿等4人吸收到曲艺队伍中。 在“文化大革命”中，韩香圃受冲击，他花费几十年心血搜集整理的乐亭大鼓资料（四部长书、30多子弟书段）被“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全部焚毁。他心痛得昼夜哭泣，导致双目失明。 为挽回损失，韩香圃在病危之际还一字一句地口述，令其子志学笔记。刚把《包公案》口述完，便与世长辞了。 韩香圃一生钟爱乐亭大鼓，也把大鼓事业当做了毕生的追求，为乐亭大鼓的传承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9年10月1日，正值祖国七十年华诞，七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全体国人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七十年前的艰苦奋斗，是一位位先烈的热血燃青春，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一往无前。而对于老一辈的说书艺人们来说，他们不仅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更用自己的声音，记录下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譬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陕北说书艺人，三弦战士韩起祥。 韩起祥（1915～1989）,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员，陕北说书艺人，陕西横山人。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作有《刘巧团圆》、《翻身记》、《宜川大胜利》、《我给毛主席去说书》等。韩起祥自幼贫苦，身世坎坷，3岁时因为天花病而双目失明，6岁时父亲去世，跟随母亲乞讨为生，上唇被人砍伤，投河自尽不成被人救起，8岁时，韩起祥便开始给地主家放驴、推磨，手被驴咬伤。 9岁那年，韩起祥用自制三弦弹唱,感动了艺人曹瞎子,赠予起祥三弦乐器一把。13岁时母亲卖去瓜田,将120吊钱作为他的学费,拜米脂杜维新为师学艺说书。韩勤学苦练,3个月学会《五星三环记》等书10本和相术300条,满师。开始说书生涯,半年赚钱120吊,接着在延安卖艺。 民国十七年和十八年两年年馑,母子又沦落为乞丐。他饥饿难忍悬梁自尽,由穷小伙苏相成解救，接着跟苏相成去山西逃荒。 民国十九年(1930)苏相成与妹妹巧玲相逢回到横山,之后苏相成加入刘志丹红军,而韩起祥在陕北、内蒙卖艺求生。翌年入关中,在耀县邂逅相成妹巧玲,与之结伴,会见刘志丹,得1双鞋、4元钱，从刘志丹那里，韩起祥第一次了解到了红军，一个会给穷苦人送钱送鞋的军队，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革命的种子却在韩起祥明亮的心底萌发。接着由相成撮合,与巧玲结婚。之后,韩起祥只身奔走,以说书为业宣传红军革命道理。在活动中得一乡亲通风报信,得以脱险,夜奔瓦窑堡,辗转回横山成家。 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石窑沟将苏相成交给他的革命标语藏于三弦盒,行至刘家寨被保甲队长押送给匪军,被敌人鞭抽、铁烙、炭火烧,坚不吐实,由表兄于汉民出钱6元于以保释。回村趁给退隐官吏王老曼说书,将标语贴于王袍,翌日王发现而不敢张扬。不久,行艺于子长县五虎寨,与国民党驻军队长杨生丙结拜,为杨送信到杨父母家杨家沟,受款待数日,复信装入三弦盒交杨。接着,杨生丙起义,将寨子13支枪全交红军。次年,盲人宣传员高维望(共产党员)被杀害,井文斌被割舌,韩起祥等转入暗地活动。其间为穷人无偿说书,不给富人卖艺,绰号穷瞎子。 民国二十七年(1938)起祥直奔毛主席住地延安,在冯甫川闻说兴旺景象,决心在该地定居,编小调表决心:“想红军,盼红军,我弹三弦跟红军。” 1939年，韩起祥邀集15个盲人开会,驱除敲诈说书税的自称专员姑舅,以20块银元任“陕北(23县)说书艺人主任”吴自有。次年组织32个穷人对敌斗争,到四十里铺迎接八路军,解放韩家园。 1942年,起祥听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边区新戏剧、新秧歌、新曲艺,奔走借新书,得到《抗日三字经》和两个剧本,改编演唱。翌年边区开展反封建迷信运动,韩到延安,由剧团陈新引荐,在县三干会上说《武松打虎》赢得好评。他按边区政府法令办事,遵纪守法,自我改造,不算命,不说迷信书,接受审查,编唱新书,参加宣传队。审查会说长书32本和短书73段。 1944年8月,参加陕北说书讨论会,结识贺敬之、马昆、桑夫、赵营等文艺界领导与作家。他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与张庚、吕骥、马可、安波交往,编《反巫神》、《二流子转变》等,改编《四岔稍书》,到聚林山深入生活,编写新书词。他还坚持学文化、学毛主席著作和马列的著作。他一面体验生活,一面改编旧书,创作新书。改革陕北说书,增添时代内容;改旧书韵白为散白,用口头语杼写道白;改进三弦用法与弹法,增加蚂蚱板,发挥伴奏技巧。研究曲调、板眼,把陕北民歌、信天游、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曲调融化于唱腔,创造陕北说书曲调新特色。编《抽洋烟》、《血泪仇》、《中国魂》、《红鞋女妖精》等书。 1945年后应边区文协林山、程子荣、陈明、安波、柯蓝邀请,与之合作编书,党组织派知识分子王宗元、高敏夫、王琳、陈世荣、白龙协作。编成《张家庄求雨》,经柯仲平同志审查后,在《解放日报》连载;《张玉兰参加选举会》获边区文协特等奖;《刘巧团圆》14次修改出版;又编成《白毛女》等。在绥德等地举办6期训练班,改造盲艺人273人。与名艺人杨生富在延长摆擂说书获胜。 1946年8月应毛主席特请到杨家岭说书。弹唱《重庆谈判》、《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等,毛主席在听书中多次发笑。毛主席说:“书,你说得好。今后你要为工农兵多说新书。要多带徒弟,把陕北说书这种古老形式加以改造革新,传至后世。”相隔10天,韩起祥应邀到枣园为朱总司令说书。听罢《时事传》、《反巫神》,朱总说:“你说得很好啊!全国解放后,你可以到各地推广说书。” 1947年胡宗南进犯边区,韩留丁庄乡工作。翌年春解放军瓦子街大捷,韩奔瓦窑堡,编写《宜川大胜利》演出。在转战中编《西北时事传》、《宝子》、《战斗英雄刘四虎》、《胡匪暴行》。他躲过搜捕,赴阵前敌后宣传。秋,以边区慰问团成员赴韩城前线慰劳,与彭德怀会晤。 1949年编《王丕勤走南路》、《王贵与李香香》、《刘景开送军鞋》等书。 新中国成立后,韩跨入新的征程。1950年在陕西省文代会、西北文代会上,荣获一等奖和奖旗。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仍住延安。次年编《抗美援朝小调》、反细菌战《看亲家》、《陈永德检举贪污犯》。 1952年省创作代表会《刘巧团圆》获特等奖。 1953年全国民族音乐舞蹈汇演《刘巧团圆》获文化部甲等奖。他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受到毛主席接见。 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间艺术特点。他还改革了说书的音乐伴奏，增加了梆子、耍板等乐器，并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等剧种的曲调融于说书中，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中，他克服困难，坚持深入农村 ，为广大农民演出 ，为曲艺界树立了榜样。  

刘文斌（1891-1967），原名刘存有，直隶宝坻县人，是京东大鼓的一位重要改良者和奠基人。 刘文斌出身农村，自幼喜好听说书，青年时期曾在热河卖艺。民国初年，刘文斌来到天津谋生，这年他28岁。初到天津，刘文斌以剃头为业，白天出去串胡同剃头，晚上休闲时唱上一段在家乡爱唱的大鼓书消遣。以前在农村种地时，他边干活边哼着小曲，已经学会了许多的小段和长篇鼓书，诸如《刘公案》、《拆西厢》、《洪月娥做梦》等。 刘文斌唱的大鼓深受大家的喜爱，有些人听的时间长了，觉得白听也不合适，有时也会主动给他一些零碎钱。随着观众的不断增加，攒起来的零钱反而比剃头挣的还多，之后他便逐渐以唱大鼓另谋生路了。因为平时总唱，自己也就自然地久练久熟了。此后他带着大鼓走街串巷演唱，经常活动在大沽路的小营市场一带。 那时候演出的条件很差，再加上刘文斌没有江湖门户，进天津城后曾受到城里的艺人和地头蛇们的排斥，在演出时被人家踢了场子搅局，还没收了大鼓。这是因为他没有江湖师父带道，也不懂得“春典”（江湖术语）与他们盘道。在天津城干这行是不成了，只好回到店中向老乡们告帮。要想再干这行就必须拜师，他带着行李回到宝坻后通过老乡介绍，在庙会上拜了宋恩德老先生为师。宋先生还专门向他传授了艺人们用的“春典”、门户规矩。据回忆他还在庙会上请了许多艺人们吃了一顿驴肉、烙饼，花去了他整整一年赚的钱。 宋恩德老先生是个半盲人，绰号叫“宋瞎糠“。按辈分刘应是“文”字辈，取艺名叫“文斌”。刘文斌的这一支祖师是“梅”家门，排字是按“继、承、龙、元、玉、唐、文、书、化、其”。刘文斌的平辈师兄弟很多，天津的齐文洲、李文俊、唐山的靳文然、齐文丰、刘文迅等都是“文”字辈。 经过一番周折后，刘文斌闯过江湖关又再到天津献艺。此时还结交了许多各行艺人，又进一步地开阔了艺术眼界。他对京东大鼓的演唱进行大胆改革，先把上场的那一句唱词抹去，改为：“表的是……”开门见山，直接入活。在简洁的基础上再加上嗓音宽厚，字正腔圆且韵味十足。通过不断演出，还固定了许多基本唱腔。这时他除了搭布篷“撂地”演唱外，还坚持走街串巷，进大宅门、公馆演唱。 他说第一次演唱是和师弟李文俊去应承的。当时是阔家主人点唱，点了他师弟李文俊一段《罗成算卦》，正巧他师弟不会唱这段。李文俊则推荐师兄刘文斌代唱，头几句京东大鼓唱得声音洪亮，各个楼里和附近的人都围拢过来，掌声不断，大家都交头接耳问唱者是谁？因此刘文斌的名字不胫而走，响彻津门。 后来听他的人越来越多，请他演出的剧场也越来越多了。过了一段时间广播电台约他长期直播演唱，因演唱技艺精湛被电台长期录用。通过广播，刘文斌声振天津以及北京、河北等地。当时天津的广播电台都是私人开设，有“中华电台”、“仁昌电台”、“东方电台”、“青年会电台”。刘文斌红了，京东大鼓的名声在天津也越来越大了。 因为他的演唱有独特的风格，词曲又通俗易懂，适合广大贫苦市民听众接受，尤其是那些反映家庭生活的唱段，深受城乡妇女们的喜爱。因为他演唱的曲目中，在描写爱情以及平民生活中的悲、喜情节方面特别见长。这些曲目能像聊天叙家常那样自然朴实，也有些警世人生富有哲理的曲词。后来在茶园演出、电台播出频繁的情况下，对方问他唱的是什么大鼓？刘文斌坦诚地说：“我们是京东人，就叫京东大鼓吧！”这就是“京东大鼓”之名产生的经过。 刘文斌唱红津门之后，随之也就有了些关于生意上的矛盾，其它的电台为了抢他，利用地痞帮派势力给刘文斌写了几封匿名信，并在每封信中都画着小刀子，写着要杀死刘文斌，曾经在一天里接到了40多封信。这样一来，闹得乌烟瘴气，空气十分紧张。刘文斌再也无法去演唱，于是和同行们商量，又找了黑白两道的人出面，后来刘文斌花钱请客才平息了这场事端，继续在两家电台演唱。在他演唱的兴盛时期，正是奉军驻守天津。因为刘文斌唱的是略带乡音的普通话，与东北的方言容易沟通，所以这些东北人也特别喜欢京东大鼓。随着他的艺龄增长，在演唱技艺方面也不断地升华提高。 20世纪40年代，他在平安茶园（今称长城影剧院）长期攒底演出，此时正是京东大鼓扬眉吐气之日。   1949年天津解放后，穷苦艺人翻身当家做主，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刘文斌参加了河西区书曲队还被选为区人民代表。他精神奋发老当益壮，在年近花甲之年还编新、唱新。20世纪60年代初期，天津市文化局领导多次推荐他到电视台现场直播，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应该多把出头露面的机会留给青年一代。他曾在1960年到下瓦房闽侯路20号的河西区戏曲、曲艺培训学校传徒授课，当时跟他学习的有刘振东、王桂茹、李二景等同学。 刘文斌早年没有收过专业弟子，只在日伪时期亲传一名徒弟。他按本门户传“书”字辈取艺名卢书中，三年习艺期满后颇有发展。可惜英年早逝，刘文斌因弟子去世而伤感，再加上平时演出繁忙也就没有再继续收徒。他的儿子叫刘少斌，幼年学习弹弦专门为京东大鼓伴奏，弹得很有特色颇具其父遗风。曾在电台为介绍刘文斌的艺术生平，还请刘文斌的弟子们帮忙回忆刘文斌的事迹并整理出文稿播放，已辞世。 刘文斌在社会上以及工矿企业的徒弟却是桃李满天下，虽然这些弟子们的唱法各有不同，确实都是向刘文斌学过艺。他的业余弟子有 李承秀、董湘昆、王辑馨、刘汉武、岳金义、宋万峰、张梁、孙志华等，其中董湘昆成就最大。 “京东大鼓”这个名字，是刘文斌取的，也因为他的一些改良，才让京东大鼓真正在天津立足，直至1967年逝世，刘文斌对京东大鼓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男，汉族，本名单传忠，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作家。 1934年12月17日单田芳生于营口市，出身曲艺世家。外祖父王福义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母亲王香桂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人称“白丫头”；父亲单永魁是弦师；大伯单永生和三叔单永槐分别是西河大鼓和评书演员。 单田芳一生十分坎坷，他自幼随父母奔波于哈尔滨、长春、沈阳、齐齐哈尔等城市演出。后到奉天，单田芳六岁念私塾，七八岁即学会了一些传统书目。上学后，他边读书边帮助父母抄写段子、书词，十三四岁时就已经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 1948年，因战乱，他随父母携两个妹妹逃出长春，迁往吉林市。1949年春天，赴沈阳，与战乱中分离的所有亲人团聚；同年，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协心完小继续学业。1950年，“肃反”工作开始，父母遭受牵连被拘押，他协同奶奶打理家务，四方奔走。 1953年，他从沈阳27中毕业，怀着当工程师的梦想，考入了东北工学院（今东北大学），不久，他因为痔疮，接连动了三次手术，病虽治好了，但功课落下了很多；后又因生活艰难，他被迫辍学。 1954年，和妻子来到营口，于国庆期间拜评书演员李庆海为师，按曲艺行排辈分，他属于“田”字辈，李庆海为他起了个艺名——单田芳；同时，他又在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学习。 1955年，单田芳从营口市来到了鞍山市，正式落户到鞍山市曲艺团，此后他真真正正地开始了自己的曲艺生涯。而他的作品风格也极具特色。   单田芳的评书兼取评书前辈赵玉峰的金戈铁马、声色剧烈的恢宏之气和杨田荣生动细腻、诙谐幽默之精华，从而形成独特的声情并茂、神形兼备的艺术风格。即说、表、评、述上自成一体，恰到好处。经他改编、创作的评书，更有其独到之处。其中干净利落的快节奏，融汇情理的知识，跌宕起伏的情节，通俗简练的语言，是单田芳评书的主要特点。 单田芳的曲艺生涯十分坎坷。1955年，单田芳走上评书舞台；1956年正月初三，在鞍山市内的茶社正式登台亮相；1958年，成为鞍山市曲艺团的正式成员；1966年，“文革”期间，单田芳受到冲击，无辜被捕，两个月的牢狱生涯使他身心惨遭蹂躏，后来一直到1978年才获得平反，并于次年重回舞台。 1986年，单田芳提前退休后于1995年成立了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录制了诸多经典作品，如《白眉大侠》、《二战演义》。而后获得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 2018年9月11日，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逝，享年84岁。

侯宝林（1917年11月29日-1993年2月4日），男，满族，别名侯宝麟、侯世荣，出生于中国天津，中国内地相声表演艺术家，被誉为相声界一代宗师。 1917年11月29日，侯宝林出生在天津贫寒的家中，5岁时被亲戚带到北京送到一户侯姓人家做养子，尽管如此，新的家庭的收入也很微博，所以年幼的侯宝林很早就体会到了社会的艰辛与人情的冷暖。这也造就了他不屈勤勉的品格，在后来为中国曲艺书写了很多传奇，留下了不朽的经典。 12岁时侯宝林开始学艺，先学演京剧，后由于对相声的酷爱，改学了相声。先后拜师常宝臣、朱阔泉，曾在北京天桥、鼓楼一带“撂地”演出，说单口相声，与许许多多旧社会的民间艺人一样，以此挣钱、养家糊口。后来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自1940年起，侯宝林开始与师叔郭启儒搭档，合演对口相声。侯宝林以反串京剧名声大振，当时报纸上称赞他是“唱功为相声第一人，学名伶皮黄最为神似”。 侯宝林是极负盛名的表演艺术家，注重相声的理论研究，著有《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经典相声作品有《卖包子》、《婚姻与迷信》、《歪批三国》《醉酒》等，被誉为相声界的一代宗师。而侯宝林之所以被称为相声界的一代宗师，是因为他改变并提高了相声艺术的品味与格调，提高了相声的艺术水平，使之雅俗共赏，具有深究性，是真正做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旧社会时期，相声表演同戏曲表演被民众成为“下九流”的门类，大多民间艺人都是撂地卖艺，始终难登大雅之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宝林倡导建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相声进行了各方面的改良，尤其是内容和艺术内涵。侯宝林因此而被公认为相声艺术革新创造的勇士和新相声的奠基人，被誉为新中国相声第一人。 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侯宝林晚年主要从事曲艺理论研究。与人合著有《曲艺概论》、《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相声集有《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相声选》、《再生集》、《侯宝林相声选》等，其中收录了诸如《戏剧杂谈》、《夜行记》、《关公战秦琼》等脍炙人口的相声精品。1983年，《侯宝林谈相声》一书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相声领域的第一部著作，也奠定了侯宝林举世公认相声大师的地位。 1993年2月4日14时42分,侯宝林在北京病逝。 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相声艺术家，他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国内外影响不断扩大，但却从不因地位变化而傲视他人。他终生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朋友遍及各行各业多个阶层，他自称是观众的“仆人”，始终把观众视为恩人，衣食父母和老师。人民网评价他：“侯宝林的功绩将永载曲坛。往事悠悠，情谊深深。侯宝林老师那妙语连珠、令人叫绝的相声段子，音容笑貌宛如昨日。他走了，带着终生的遗憾。他去了，留下永恒的畅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