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亭大鼓:韩香圃
韩香圃,原名韩绍周,艺名韩来儒,生于乐亭县于家坨乡庄坨村,乐亭大鼓艺人。
韩香圃出生官宦世家,祖上为满族正黄旗,全家成员俱享受世袭俸银和旗地租银的皇家恩惠。
民国以后,取消俸银、旗地租银制,旗人贵族子弟只能自谋生计,因父亲韩延贵因多年经商获利,成为富有大户。
韩香圃15岁时,遵父命去东北龙湾(农安县)习商。由于自幼酷爱乐亭大鼓,并经常学唱,想成为一名乐亭大鼓艺人,故不安心习商,遂借故弃商回归故里。
因家教甚严,不敢向父亲禀明从艺心愿,背地到处去听书,自学自唱。乡人议论说:“看来、韩家大少是要当说书艺人,那个败家子.家里有钱,瞎折腾呗……”韩香圃并未被这些冷嘲热讽所动摇,大胆向父亲当面提出,要拜师学艺当说书艺人,当即遭到父亲痛斥和反对。
此后几经求人央告其父,仍未得允。韩香圃不顾父亲反对,顶着压力依旧去学。其父面对此情,无可奈何、只好听其自便,但要他自负生活费用。韩香圃为实现做大鼓艺人的夙愿,便携妻带子寄居在外。几经周折,他拜驰名昌、滦、乐一带的说书艺人齐真为师,被授艺名韩来儒。
那一年27韩香圃岁,随之而来的生活重担、学艺花费,加大了韩香圃的压力。但韩香圃毫不动摇,仍早起晚睡,练鼓板、背书词、学唱腔。
这种刻苦学艺精神,深深感动了师傅齐真老先生,遂将自己的诸般绝技全部传授与他,为其以后技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韩香圃出科以后,先由师傅齐真带班,后独自顶班。不久便成为颇有名气的大鼓艺人。
但他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既有水平,决心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使艺术造诣更上一层楼。于是从乐亭大鼓界名流“陈活埋”、王恩鸿等人学习拿手绝技,如四大口、八大句、紧流水等独特板睃及花鼓板等。
后又到东北、北京拜访著名大鼓演唱家,以补益提高自己。香圃花费几年时间,系统地整理出乐亭大鼓的“九腔十八调”,成为乐亭大鼓的正宗继承人,对乐亭大鼓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极大作用。
“七·七”事变后,昌、乐、滦县相继沦陷。韩香圃不甘受日伪军警特务的敲诈勒索和凌辱,忍痛弃艺归田。为全家糊口计,从事小本生意。
此后,与人交往和接触较多,听到了一些有关八路军的传说故事,从中了解抗日救国道理,后来做出冒险智救八路军的爱国行动,深受人民称赞,广为流传。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乐亭大鼓大力扶持,并号召民间艺人组织起来。韩香圃虽年近花甲,却积极响应号召,骑自行车驮着行李下乡巡回演出,足迹踏遍昌、滦、乐,并为当地驻军和工地民工义演。
为配合政府中心工作,他自编自演《曹志中卖余粮》书段,在于家坨乡巡回演出,进行宣传,使于家坨乡出色地完成了卖余粮任务,受到县政府表扬。
党和政府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演新戏、说新书的号召后,香圃虽已年近古稀,体弱多病,仍积极响应,大胆创新。除将传统书目加以整理外,又改编了《烈火金刚》、《夺印》等现代节目,进行演出。
在此期间,在县文化馆支持下,经全体文艺队员的努力,香圃等在乐亭城关张仙庙旧址开办了乐亭县曲艺馆。香圃被选为县曲艺队队长,又被河北省曲协委员会吸收为委员。
为使乐亭大鼓事业后继有人,韩香圃先后收教张学圃、傅文助为门徒,还将自己的儿子、儿媳、女儿等4人吸收到曲艺队伍中。
在“文化大革命”中,韩香圃受冲击,他花费几十年心血搜集整理的乐亭大鼓资料(四部长书、30多子弟书段)被“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全部焚毁。他心痛得昼夜哭泣,导致双目失明。
为挽回损失,韩香圃在病危之际还一字一句地口述,令其子志学笔记。刚把《包公案》口述完,便与世长辞了。
韩香圃一生钟爱乐亭大鼓,也把大鼓事业当做了毕生的追求,为乐亭大鼓的传承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弦战士:韩起祥
2019年10月1日,正值祖国七十年华诞,七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全体国人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七十年前的艰苦奋斗,是一位位先烈的热血燃青春,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一往无前。而对于老一辈的说书艺人们来说,他们不仅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更用自己的声音,记录下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譬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陕北说书艺人,三弦战士韩起祥。
韩起祥(1915~1989),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员,陕北说书艺人,陕西横山人。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作有《刘巧团圆》、《翻身记》、《宜川大胜利》、《我给毛主席去说书》等。韩起祥自幼贫苦,身世坎坷,3岁时因为天花病而双目失明,6岁时父亲去世,跟随母亲乞讨为生,上唇被人砍伤,投河自尽不成被人救起,8岁时,韩起祥便开始给地主家放驴、推磨,手被驴咬伤。
9岁那年,韩起祥用自制三弦弹唱,感动了艺人曹瞎子,赠予起祥三弦乐器一把。13岁时母亲卖去瓜田,将120吊钱作为他的学费,拜米脂杜维新为师学艺说书。韩勤学苦练,3个月学会《五星三环记》等书10本和相术300条,满师。开始说书生涯,半年赚钱120吊,接着在延安卖艺。
民国十七年和十八年两年年馑,母子又沦落为乞丐。他饥饿难忍悬梁自尽,由穷小伙苏相成解救,接着跟苏相成去山西逃荒。
民国十九年(1930)苏相成与妹妹巧玲相逢回到横山,之后苏相成加入刘志丹红军,而韩起祥在陕北、内蒙卖艺求生。翌年入关中,在耀县邂逅相成妹巧玲,与之结伴,会见刘志丹,得1双鞋、4元钱,从刘志丹那里,韩起祥第一次了解到了红军,一个会给穷苦人送钱送鞋的军队,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革命的种子却在韩起祥明亮的心底萌发。接着由相成撮合,与巧玲结婚。之后,韩起祥只身奔走,以说书为业宣传红军革命道理。在活动中得一乡亲通风报信,得以脱险,夜奔瓦窑堡,辗转回横山成家。
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石窑沟将苏相成交给他的革命标语藏于三弦盒,行至刘家寨被保甲队长押送给匪军,被敌人鞭抽、铁烙、炭火烧,坚不吐实,由表兄于汉民出钱6元于以保释。回村趁给退隐官吏王老曼说书,将标语贴于王袍,翌日王发现而不敢张扬。不久,行艺于子长县五虎寨,与国民党驻军队长杨生丙结拜,为杨送信到杨父母家杨家沟,受款待数日,复信装入三弦盒交杨。接着,杨生丙起义,将寨子13支枪全交红军。次年,盲人宣传员高维望(共产党员)被杀害,井文斌被割舌,韩起祥等转入暗地活动。其间为穷人无偿说书,不给富人卖艺,绰号穷瞎子。
民国二十七年(1938)起祥直奔毛主席住地延安,在冯甫川闻说兴旺景象,决心在该地定居,编小调表决心:“想红军,盼红军,我弹三弦跟红军。”
1939年,韩起祥邀集15个盲人开会,驱除敲诈说书税的自称专员姑舅,以20块银元任“陕北(23县)说书艺人主任”吴自有。次年组织32个穷人对敌斗争,到四十里铺迎接八路军,解放韩家园。
1942年,起祥听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边区新戏剧、新秧歌、新曲艺,奔走借新书,得到《抗日三字经》和两个剧本,改编演唱。翌年边区开展反封建迷信运动,韩到延安,由剧团陈新引荐,在县三干会上说《武松打虎》赢得好评。他按边区政府法令办事,遵纪守法,自我改造,不算命,不说迷信书,接受审查,编唱新书,参加宣传队。审查会说长书32本和短书73段。
1944年8月,参加陕北说书讨论会,结识贺敬之、马昆、桑夫、赵营等文艺界领导与作家。他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与张庚、吕骥、马可、安波交往,编《反巫神》、《二流子转变》等,改编《四岔稍书》,到聚林山深入生活,编写新书词。他还坚持学文化、学毛主席著作和马列的著作。他一面体验生活,一面改编旧书,创作新书。改革陕北说书,增添时代内容;改旧书韵白为散白,用口头语杼写道白;改进三弦用法与弹法,增加蚂蚱板,发挥伴奏技巧。研究曲调、板眼,把陕北民歌、信天游、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曲调融化于唱腔,创造陕北说书曲调新特色。编《抽洋烟》、《血泪仇》、《中国魂》、《红鞋女妖精》等书。
1945年后应边区文协林山、程子荣、陈明、安波、柯蓝邀请,与之合作编书,党组织派知识分子王宗元、高敏夫、王琳、陈世荣、白龙协作。编成《张家庄求雨》,经柯仲平同志审查后,在《解放日报》连载;《张玉兰参加选举会》获边区文协特等奖;《刘巧团圆》14次修改出版;又编成《白毛女》等。在绥德等地举办6期训练班,改造盲艺人273人。与名艺人杨生富在延长摆擂说书获胜。
1946年8月应毛主席特请到杨家岭说书。弹唱《重庆谈判》、《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等,毛主席在听书中多次发笑。毛主席说:“书,你说得好。今后你要为工农兵多说新书。要多带徒弟,把陕北说书这种古老形式加以改造革新,传至后世。”相隔10天,韩起祥应邀到枣园为朱总司令说书。听罢《时事传》、《反巫神》,朱总说:“你说得很好啊!全国解放后,你可以到各地推广说书。”
1947年胡宗南进犯边区,韩留丁庄乡工作。翌年春解放军瓦子街大捷,韩奔瓦窑堡,编写《宜川大胜利》演出。在转战中编《西北时事传》、《宝子》、《战斗英雄刘四虎》、《胡匪暴行》。他躲过搜捕,赴阵前敌后宣传。秋,以边区慰问团成员赴韩城前线慰劳,与彭德怀会晤。
1949年编《王丕勤走南路》、《王贵与李香香》、《刘景开送军鞋》等书。
新中国成立后,韩跨入新的征程。1950年在陕西省文代会、西北文代会上,荣获一等奖和奖旗。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仍住延安。次年编《抗美援朝小调》、反细菌战《看亲家》、《陈永德检举贪污犯》。
1952年省创作代表会《刘巧团圆》获特等奖。
1953年全国民族音乐舞蹈汇演《刘巧团圆》获文化部甲等奖。他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受到毛主席接见。
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间艺术特点。他还改革了说书的音乐伴奏,增加了梆子、耍板等乐器,并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等剧种的曲调融于说书中,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中,他克服困难,坚持深入农村 ,为广大农民演出 ,为曲艺界树立了榜样。
京东大鼓:刘文斌
刘文斌(1891-1967),原名刘存有,直隶宝坻县人,是京东大鼓的一位重要改良者和奠基人。
刘文斌出身农村,自幼喜好听说书,青年时期曾在热河卖艺。民国初年,刘文斌来到天津谋生,这年他28岁。初到天津,刘文斌以剃头为业,白天出去串胡同剃头,晚上休闲时唱上一段在家乡爱唱的大鼓书消遣。以前在农村种地时,他边干活边哼着小曲,已经学会了许多的小段和长篇鼓书,诸如《刘公案》、《拆西厢》、《洪月娥做梦》等。
刘文斌唱的大鼓深受大家的喜爱,有些人听的时间长了,觉得白听也不合适,有时也会主动给他一些零碎钱。随着观众的不断增加,攒起来的零钱反而比剃头挣的还多,之后他便逐渐以唱大鼓另谋生路了。因为平时总唱,自己也就自然地久练久熟了。此后他带着大鼓走街串巷演唱,经常活动在大沽路的小营市场一带。
那时候演出的条件很差,再加上刘文斌没有江湖门户,进天津城后曾受到城里的艺人和地头蛇们的排斥,在演出时被人家踢了场子搅局,还没收了大鼓。这是因为他没有江湖师父带道,也不懂得“春典”(江湖术语)与他们盘道。在天津城干这行是不成了,只好回到店中向老乡们告帮。要想再干这行就必须拜师,他带着行李回到宝坻后通过老乡介绍,在庙会上拜了宋恩德老先生为师。宋先生还专门向他传授了艺人们用的“春典”、门户规矩。据回忆他还在庙会上请了许多艺人们吃了一顿驴肉、烙饼,花去了他整整一年赚的钱。
宋恩德老先生是个半盲人,绰号叫“宋瞎糠“。按辈分刘应是“文”字辈,取艺名叫“文斌”。刘文斌的这一支祖师是“梅”家门,排字是按“继、承、龙、元、玉、唐、文、书、化、其”。刘文斌的平辈师兄弟很多,天津的齐文洲、李文俊、唐山的靳文然、齐文丰、刘文迅等都是“文”字辈。
经过一番周折后,刘文斌闯过江湖关又再到天津献艺。此时还结交了许多各行艺人,又进一步地开阔了艺术眼界。他对京东大鼓的演唱进行大胆改革,先把上场的那一句唱词抹去,改为:“表的是……”开门见山,直接入活。在简洁的基础上再加上嗓音宽厚,字正腔圆且韵味十足。通过不断演出,还固定了许多基本唱腔。这时他除了搭布篷“撂地”演唱外,还坚持走街串巷,进大宅门、公馆演唱。
他说第一次演唱是和师弟李文俊去应承的。当时是阔家主人点唱,点了他师弟李文俊一段《罗成算卦》,正巧他师弟不会唱这段。李文俊则推荐师兄刘文斌代唱,头几句京东大鼓唱得声音洪亮,各个楼里和附近的人都围拢过来,掌声不断,大家都交头接耳问唱者是谁?因此刘文斌的名字不胫而走,响彻津门。
后来听他的人越来越多,请他演出的剧场也越来越多了。过了一段时间广播电台约他长期直播演唱,因演唱技艺精湛被电台长期录用。通过广播,刘文斌声振天津以及北京、河北等地。当时天津的广播电台都是私人开设,有“中华电台”、“仁昌电台”、“东方电台”、“青年会电台”。刘文斌红了,京东大鼓的名声在天津也越来越大了。
因为他的演唱有独特的风格,词曲又通俗易懂,适合广大贫苦市民听众接受,尤其是那些反映家庭生活的唱段,深受城乡妇女们的喜爱。因为他演唱的曲目中,在描写爱情以及平民生活中的悲、喜情节方面特别见长。这些曲目能像聊天叙家常那样自然朴实,也有些警世人生富有哲理的曲词。后来在茶园演出、电台播出频繁的情况下,对方问他唱的是什么大鼓?刘文斌坦诚地说:“我们是京东人,就叫京东大鼓吧!”这就是“京东大鼓”之名产生的经过。
刘文斌唱红津门之后,随之也就有了些关于生意上的矛盾,其它的电台为了抢他,利用地痞帮派势力给刘文斌写了几封匿名信,并在每封信中都画着小刀子,写着要杀死刘文斌,曾经在一天里接到了40多封信。这样一来,闹得乌烟瘴气,空气十分紧张。刘文斌再也无法去演唱,于是和同行们商量,又找了黑白两道的人出面,后来刘文斌花钱请客才平息了这场事端,继续在两家电台演唱。在他演唱的兴盛时期,正是奉军驻守天津。因为刘文斌唱的是略带乡音的普通话,与东北的方言容易沟通,所以这些东北人也特别喜欢京东大鼓。随着他的艺龄增长,在演唱技艺方面也不断地升华提高。
20世纪40年代,他在平安茶园(今称长城影剧院)长期攒底演出,此时正是京东大鼓扬眉吐气之日。
1949年天津解放后,穷苦艺人翻身当家做主,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刘文斌参加了河西区书曲队还被选为区人民代表。他精神奋发老当益壮,在年近花甲之年还编新、唱新。20世纪60年代初期,天津市文化局领导多次推荐他到电视台现场直播,他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应该多把出头露面的机会留给青年一代。他曾在1960年到下瓦房闽侯路20号的河西区戏曲、曲艺培训学校传徒授课,当时跟他学习的有刘振东、王桂茹、李二景等同学。
刘文斌早年没有收过专业弟子,只在日伪时期亲传一名徒弟。他按本门户传“书”字辈取艺名卢书中,三年习艺期满后颇有发展。可惜英年早逝,刘文斌因弟子去世而伤感,再加上平时演出繁忙也就没有再继续收徒。他的儿子叫刘少斌,幼年学习弹弦专门为京东大鼓伴奏,弹得很有特色颇具其父遗风。曾在电台为介绍刘文斌的艺术生平,还请刘文斌的弟子们帮忙回忆刘文斌的事迹并整理出文稿播放,已辞世。
刘文斌在社会上以及工矿企业的徒弟却是桃李满天下,虽然这些弟子们的唱法各有不同,确实都是向刘文斌学过艺。他的业余弟子有 李承秀、董湘昆、王辑馨、刘汉武、岳金义、宋万峰、张梁、孙志华等,其中董湘昆成就最大。
“京东大鼓”这个名字,是刘文斌取的,也因为他的一些改良,才让京东大鼓真正在天津立足,直至1967年逝世,刘文斌对京东大鼓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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